法家人物，是一些擅长自编自演悲剧故事的导演和演员，从他们的诞生开始，悲剧便一幕幕上演。周礼的仁和柔性管理，被他们彻底屏弃；他们的心中，认为只有铁和血才会化结天下的恩怨和纷争。他们怀着一种极大的热忱，走下神坛；怀着刻骨的无畏精神，毅然迈上祭坛。他们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高举着法治的火种，张扬着火的精神，勇敢的投入到腐朽与革新的斗争中。在生命与信念的抉择中，他们毅然将命运交付给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周礼的没落并不代表死亡，旧体制的腐朽，在一些卫道士的改良下还是发出了一些清新之气。斗争在继续，鲜血在流淌，……他们的火种虽是星星点点，但到后来，到了几千年后的后来，最终成了燎原之势，在世界思想政策中独占鳌头。历史没有遗憾，他们笑到了最后，成了最成功的一个哲学和实践的流派。
美国作家房龙说，第一个有异志的人必遭厄运。因为他的思想太超前，太能穿越时空的力量，肉眼凡胎是无法辨得清的。诠释这些卓越的法家人物的悲剧根源，不在于悼念和缅怀，不在于其精神的深刻探讨和发扬，而在于希望前贤的热血能够擦亮我们这些后来人的眼睛，用一种慧眼看待这个纷繁多变的世界，给当今更多的“不合适宜”的人或思想以宽容。
法家思想的祭品
——邓析的被杀
循名责实的思维用于忠诚的事业，使法家的思想更具了奇异的色彩。
他的态度是那样的坚定，主张是如此的鲜明，郑国执政者子产的改良思想和措施也成为他进攻的矛头。在他的眼中，改良政治并不是一剂良药，修修补补只适用于并没有腐烂的事物，对那些腐朽的东西只能大刀阔斧。而子产的《刑书》，是周朝礼乐制度的另类形式，不是真正的法治，在邓析看来，这是对旧势力的妥协，是一种犯罪！
周朝的礼乐制度巅峰已经成为过去。几百年前，它的初具规模和进一步完善就意味着开始衰亡。他不跟子产谈天命，不跟驷颛谈改良，他要将自己的思想写成书，让郑国民众看清时代的发展，摸清时代的脉搏。他为此编定了一部新的法律，精心雕刻在竹简上，时人称之为《竹刑》。改革的勇士是不囿于时代束缚的，司马迁自是敢于冒着杀头的罪名私自著作史书，但书传后世是仰仗他的后人；邓析的私自编写刑书，孤身一人对抗社会，焉能不败？
国中无人响应，邓析感到怅惘，失意，但他不相信自己就这样失败。他要孤注一掷，来一次痛快淋漓的豪赌，赌注就押在民众的身上。他开始大声向民众呼吁，虽然未免淹没在民众的喧嚣声中，但怪异的行为，的确给邓析带来了轰动的效应，他成了舆论的焦点，成了实实在在公众人物。虽然思想另类，但还是给了一些好事的民众以启发和点拨，激烈的论争如火如荼。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了，天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他满以为这下子产该会相信自己的学说了。唉，这真是一个致命的错觉！
子产是大度的，不毁乡校的举动令他名显于当时；可是，再胸怀坦荡的人也有其狭隘偏私处，子产没有逃脱这个定律。他也是个法家人物，但是个温和的执政者。他很清楚，稳定是大局，激烈的变革只会搞乱这个国家；民众的法治意识还须长期的培养，任何冒进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劝说不能够奏效的时刻，他只能想到“杀”；人心浮动，意见纷纭时，他只能尝试“杀一儆百”。
邓析的进一步行为，逼使子产下了决心，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于是，大臣驷颛在子产的默许下，以国家的名义（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斩杀了邓析。而邓析所著的《竹刑》却被郑国的大臣们争相引用，付诸实施到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了。
最终，还是邓析赢了；虽然死了，但那只是肉体，他的精魂早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已经融入了这部耗尽其精力和葬送其生命的法律——《竹刑》中去了。
纵横家式的实践者
——吴起的被肢解
他在短暂的生命里，忠实的实践着“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的观点。因为鲁人的讥笑，杀谤己者数十人；侍奉曾子，学其文而不行其礼；为求将，乃杀其糟糠之妻。辗转反侧，没有定性，遭到世俗人的非议，难容于世。但心中的那份信念，自始至终没有冷却过。他相信，自己的才华会有人识，自己的才能会得到充分的张扬。于是，他奔走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着。
唯才是举的魏文侯给了他短暂的荣华，军事上的天才得到暂时的发挥，脆弱西河变成了固若金汤的堡垒；但这一切经不住时间的推敲，公叔的为相，宣告了吴起在魏国的使命的完结。漂流到楚国，最终还是受到了楚悼王的赏识与青睐。经受一次的打击，每个人都会从中长一智，而吴起之所以是吴起，在于他的信念的不变和行为的倔强。
记得在魏国，吴起对相国田文论功，高傲的举出了自己的三长：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田文“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告诫，未曾引起踌躇满志的吴起的重视。
他虽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可对时局的认识不够清醒，政坛不是战场，政坛需要的是客套，是心机，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心态；“兵贵神速”的战争原则不仅不适用，反而是政治斗争最为忌讳的。改革是最为棘手的一场政治运动，循序渐进是它的原则，是必须黑夜摸着石头过河的那种。而一味的媚上，相信天纵英才的明君，却似乌云遮住了太阳。他的法令，既不在官，也不在民，利仅存于国君一人。
期年之功，自是收效甚微，国君死之时，就是吴起的末日。真是成也一君，败也一君！人死法毁，像一场闹剧草草收场。倘若如商鞅之法施行十年，功烈决不会亚于商鞅，成就大一统帝王业绩的安能必定是秦皇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