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想》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故事简单的电影，但是，它令人称道的地方，就是它的结构上却并不简单。
它实际上揭示出：电影镜头里的画面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要明白这一点，对于电影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的电影理念，一直在鼓吹一种信条：就是摄影机是不撒谎的。
所以，我们的很多电影令人难以卒睹，就是这些电影老实得拘谨，单调得乏味，貌似追求一种真实，实际上不给观众以任何想象，任何画外的博大，整个电影就局促在那么一个有限的伪真实的空间，观众只承担了一种旁观者的责任，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作为旁观者的观众，对电影的走向还是一目了然，看了头，就知道结尾，这样的电影怎么能吊起观众的胃口？
《妄想》这个电影虽然故事情节上很老套，但是它有一个长处，就是与观众产生了互动，让观众进入到角色的感觉中，去体验一个妄想症患者的切身感受。
这种手法的运用，在西方电影中有很成熟的案例，只是我们中国电影用的比较少而已。比如《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出现虚拟的作案画面，只是对波洛破案假想的画面再现，虽然是一种假设，但观众却看到了画面，实际上是把一种虚拟的不可能存在的事件，用可视的镜头表现出来了。在《兄弟连》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技巧。影片里史毕尔枪杀战俘的画面，虽然是美军士兵的一种臆测，但镜头里，还是出现了史毕尔开枪的画面。更有出格者，把精神病人的幻觉呈现在电影画面中来，如好莱坞电影《美丽心灵》中男主角总是神经兮兮地卷入到剑拔弩张的间谍案中，影片直接把这些他的幻想场面，用现实的镜头呈现出来，观众的眼光实际上也进入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臆想的世界，当最后这一切揭开的时候，观众才知道自己实际上不过是介入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身同感受到主人公真实与虚拟难以分清的病态体验，从而对精神病人的内心痛苦有了直接的感受。这种技巧的运用，其目的就是让观众从被动的观看，转入到主动的对人物心理的加盟。一般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就是抛弃纯客观的叙事语境，而是以主观的感受融注到人物之中，从这一点而言，这种电影的叙事手法，是一种与现代小说相应运而生的新型的叙事手法。
因此，在《妄想》中，观众接受到的画面是一种妄想症者的幻觉，这种幻觉以客观的电影镜头交待出来，把观众引入迷雾之中，不知不觉让观众上当受骗。观众在被骗之余，不会责怪电影的误导，反而会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一个妄想症患者的心态，以及她的那种难以分辨世界真假的痛苦心态。
在《妄想》中，其实存在着对观众的两次误导。影片的幻觉是一个叫梁咏娜的女人产生的，这个女人的真实容貌是由梁洛施扮演的，但是，她自我分裂，却把自己认同了由蔡卓妍扮演的何丽仪。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奇怪的场景，梁洛施把自己想象成了蔡卓妍，以蔡卓妍的容貌、身份活动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在她的幻觉中，她的“自我”以一个“他我”（就是梁洛施容貌的女人）的样子出现，电影里，蔡卓妍（实际上是梁洛施的一个虚拟的分裂的自我）与梁洛施（真正的自我，却是以别人的身份出现）本质上都是梁洛施这一个病态的自我分裂出来的两个假像。也就是说梁洛施一分为二了，把“自我”分裂成蔡卓妍，把“本我”变成了梁洛施。这种混乱，不仅梁洛施在影片失去了自我，也让观众陷入了迷潭。这就是这部电影重要的对观众的误导。
电影的另一个误导，就是梁洛施（这时候她以蔡卓妍的容貌出现）为了报复自己的情敌，诱引了一个小伙子，却把这个小伙子当成了余文乐（电影中的名字叫阿坤、阿豪，因为太过混乱，还是以演员名字分别比较妥善）。在她的幻觉中，她与余文乐似乎是正常的约会、接触、吃饭、上床，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她的幻觉。当她强行喂余文乐吃饭的时候，电影抛弃了她的幻觉，叠印出在她同样的情境下，那个无辜的男人却一直被捆绑着，这时候这个男人的容貌还是余文乐的。等到警察找到这个男人的时候，其实这个男人与余文乐根本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在她的幻觉中，这个男人被作为阿坤、阿豪而一直捆绑在椅子上。这一幻觉首先被她刺破了，所以，观众首先明白了她表面上对余文乐恩爱有加，实际上，却是对他残忍虐待的。
这一个误导被电影通过客观的画面交待完后，接着就交待了梁洛施的身份置换这一最为重大的误导了。真正的蔡卓妍出现了，她实际上的名字叫何丽仪，与这一妄想症患者的复仇案并无牵连。只不过她的容貌被梁洛施移用了。可以说，梁洛施作为一个妄想症患者，失去了自我，而以他人的容貌生存着，这实际上揭示了精神病患者的根本问题就是分不清我是谁，自然也会造成真实与虚拟的难以分清，这是她最为恐怖的痛苦。
电影的复仇动机是最通俗化的，并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深刻内涵，整个电影妙就妙在把人的两个分裂的自我，用精神病人的约定俗成的感觉表现出来了，让观众当了一回精神病人，等到云开雾散之后，观众才恍然大悟，同时也理解了精神病人在失去自我后的那种挣扎而痛苦的状态。因此，观众对女主人公梁洛施的病态的痛苦，倒无什么愤怒，反而增加了几分同情。本部电影不惜复制了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以让观众切身体验一下那种真作假来假亦真的尴尬状态，很好地达到了互动与表达主题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这个电影对电影本体造梦功能发挥的一种努力。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技巧在好莱坞电影中有着非常广博的运用，西方心理学的深入研究，为这样的影片的出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中国文化里向来对精神疾患缺乏深度剖析，很少去介入到精神病患者的精神世界，作出一种真实的再现。因此，这样的电影，还是给人一种新鲜感与新奇感。
至于这个电影的恐怖缺乏深度，也就没有必要苛求了。本身这个电影追求的就是一种对精神疾患的真实再现，它似乎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恐怖气氛的营造上，况且香港电影也很难具备日本电影借助狭小的空间制造出来的一种遍被华林的恐怖的压力，甚至还不如后来居上的韩国恐怖片更有营造恐怖片的天赋，但影片的这种新潮技法，还是赋予了影片以香港影片少见的令人回味的韵味与新意。
蔡卓妍在本部影片中基本扮演了一个怨怨艾艾的女人形象，这与她以前的活泼开朗的定型风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卓妍有搞笑天赋，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