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规划部门工作了20多年了，亲眼目睹并且参与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日复一日，我和我的同事们几乎天天直面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审批等等问题，看着城市平面在我们的努力下一天天蔓延，城市立面一天天增高，曾经为我们成就的“业绩”而暗暗自豪。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一天天“长大”，不知我们的业绩是功还是过？看着一个个空间被挤占所出现的“城市病”，看着自己曾经参与的一片片“建筑森林”和一个个“城中村”，不知自己曾经的自豪是对还是错？我们逐渐感觉到深深的困惑。
偶然间读到钱国丹的中篇小说《惶恐》，看到被一篇小说贯穿、集中在一起的一幕又一幕情景，我的心一次又一次被震撼：
乐川市像个天天泡啤酒的男人肚子，一圈一圈地往外扩展；
郑家湾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一个又一个的开发商蚕食；
郑家湾被圈的土地上，野草疯长得比人都高了。既然房子卖不掉，一个个开发商为什么还发疯般圈地？
开发商不但圈走了土地，连同那条从田间笔直穿过的水泥马路也一并圈走了，如今乡亲们走路都得绕道；
……
小说中，一群农民失去了土地，分到土地赔偿款，“全身上下已经焕然一新，腰里别着崭新的手机，俨然自己是城里人”；有的把这笔钱视作身家性命，抱着它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则拿着钱潇洒起来，买房买车；有的拿钱去投资，却因为没有管理经验而打了水漂；有的更甚，竟然拿钱赌博，玩女人。他们的追求不同，结果当然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从此无地可种。他们突然变成城市的新居民，却不了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一时也掌握不了城里谋生的技能，很难进入城市的生活轨道。
黄包车要上牌照，要行驶证，驾驶证，营运证；小贩要小贩证，摊点要有摊点证，一个也不能少；
怎样过红绿灯，哪些道路是单行线？哪些路是禁止非机动车行驶的？他们一时难以搞清；
惶恐中，他们践踏了草坪，破坏绿化，被罚款200元。板车被拉走了杨梅被收缴了，做生意的喜悦跑的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是沮丧了；
……
惶恐中的“郑家湾的新居民”努力尝试着蹬三轮车、卖杨梅、公司打杂等城市底层职业，在城市中苦苦的挣扎，却经历着一次次失败，令他们更加惶恐。面对这些城市化过程中的人性问题，我想，惶恐的应该不止是“郑家湾的新居民”，还有我们这些所谓的城市建设的参与者。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会看看专家同行们写城市问题的学术论文，比如《》，比如《》；因为个人爱好，也喜欢看作家写城市的散文，比如易中天的《读城记》、王军的《城记》，比如刘心武、冯骥才的散文随笔。前者实用性很强，多数作者和读者功利性也很强，这类文章汗牛充栋，多数很难全面的表达城市问题的本质，更不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后者是文学作品，可读性较强，但往往篇幅有限，视角有限，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也有限。
作为一个基层规划从业人员，见证了无数的城市建设工程，自己也曾尝试着写点论文和城市笔记之类的散文。但城市毕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无论是用论文形式还是散文形式，常常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钱国丹用小说的框架、起伏的情节和细腻的笔触，把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困惑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情不自禁叫好。辗转问来作者的电话，拜见了慕名已久但不相识的钱国丹老师。年近六旬的钱老师比我想象的干练，也很健谈，她从郑守田、郑丰年、屠满钵、瑞雪等人物形象谈到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和人文问题，谈到怎样去安抚这些失土农民，教给他们城市的谋生技能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生活，需要社会各个阶层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而不是看似高额的土地补偿费所能解决的问题。言谈中，深深地感受到钱老师作为作家对生活的理解之深和对社会的责任之重，
我曾把《惶恐》推荐给一些同学和同事，都是不同城市的规划从业人员，我们这个专业属于理工科，多属于书架上学术期刊不少、看完却不多的那一类。小说的可读性还是比学术论文吸引人，大家读过后，不同程度地感受着城市化的“惶恐”不同程度在思考。《惶恐》在《清明》发表后，很快就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多种刊物转载，并入选到《小说选刊》选编的“中国2008年度小说选”里，可见这篇小说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信息化让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我们的城市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余秋雨老师说过：我把搞懂的或有可能搞懂的问题交给学术论文，把搞不懂的问题交给散文。在《惶恐》这部小说里，作者把搞懂的、搞不懂的问题都被集中在一起，感性地表达着她的理性思考，并激发着读者的思考。感谢钱国丹老师在学术论文和散文之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解读城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