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点，电话声将我从床上呼唤起来，听筒里传来的声音让我僵坐在凳子上。
38年前的仇人约我吃晚饭！
“我前天才到樟树……”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奇怪，我怎么还记得她说话的习惯！），但我握着听筒，连“唔”都不“唔”一声地听着。几分钟过去了，她提高嗓音说：“陈老师，就这样定了，我在药都宾馆等候，不见你不走！”
“谁给你打这么久的电话？”妻子问。
“春凤。”我答。
“哦——她，她怎打电话给你？”妻子跳了起来说“难道你们和好了，有联系？”
“扯淡！你也清楚她一直在南京没回樟树，那时，我真恨不得掐死她，还跟她联系！”
“那她是玩什么鬼花样？你答应去吗？”
“你说呢？”
“我说，我说别去！有骨气的男人就不该去！”妻子丢下这句旗帜鲜明的话就出门走了。
平日里，妻子的话仅供我参考，今天这事就决不能漠视她的情感。我思忖十几分钟，心里说，人家主动来邀请，再大的仇人也要给点面子，都60多岁的人了。我按出的“已接电话”打回去，只响三下，传来“你好！我是春凤”的声音。
“还是到药都公园见面吧，你知道药都公园么？”
“我回乡的那天下午，族侄女小红带我去过，樟树的变化也蛮大嘛……”
我害怕她的滔滔不绝，打断她的话“当然啰，30多年还不会有改变吗？樟树也改革开放了嘛！我5点半在公园大门前等你。”不等她回答，放了电话。
我准时到公园门前，那丛篁竹下，一对青年正拥抱得气喘吁吁，全然不理睬我投给他们的目光，我也就没有尴尬的感觉。
“让你久等了吧？”
我反头就看到了她。哦，她并不像我想象中的苍老。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伸出了手。面对这双38年前握过的手，我没有勇气不接住。“你还认得我？”
“快四十年了，真叫日月如梭，但你的样子变化不大……”
我没接她的话题，朝左边一指说“那里有石凳，我们就到那里聊聊天吧。”
她愣了一下没应声，却跟随我来到石凳前坐下来。
“怀生，那次真是对不起！我听老家人说，我害得你推迟10年转编，真有这事吗？”
“过去的事就莫提吧，我早就忘记了。”
“你是不会忘记的。你别哄骗人！”她站起来，面对着我，“我事后的悔恨说出来你也不会信。”
“春凤，真的，我早忘记了。请你别再说这件事了吧！”
“你不是绝对忘记不了，你是害怕重提这事会使你难过。我今天是来请罪的，晚是晚了，但请你原谅……”她直视着我。“你受到的折磨是我能想象得到的……”
春凤的话我没有半点怀疑，但还是希望快点结束这次唐突的会面。“春凤，过去的事就莫再提了。谢谢你的诚意！”我想跋腿走人，但她拖住了我。
“那次真是我的无聊无耻！怎么会用那种话来诬陷你呢？”
那是1972年的8月6日，清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组的军代表找到我说：“陈怀生老师，为对你负责，我告诉你，就在准备批准你转编的时候，有人控告你作风有问题，这个控告你的人就是你平日很接近的女同志……”
我要申辩，军代表急忙制止。“陈老师，你不用说什么了，因为她……你想，她将自己都摆进去了，你还能说得清么！不要说了。我们考虑到你多年来为教育作出的成绩和今后的出路，才设法将此事尽量捂盖子……你再委屈也要认！”
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这样为当事人设想的人极少，我真是不幸中的万幸，碰上了少有的好人！我本想问清她为什么要陷害我，但军代表快步走了。从此，我心头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特别是民办老师与公办教师待遇的巨大差距，引发了许令我刻骨铭心的痛苦。
“陈老师，我我我我……”我记忆中，她说话一向急且清晰，现在嗫嚅结巴起来。
我感到自己满脸的烦恼，以眼神催促她，我在等待你的下文。
“我……陈老师，我这次下大决心回来，订好了房间，就是想让你不空担这个丑名声……”她低下头，加重语气又说，“我只有这个办法向你表示忏悔……”
旁边的路灯突然亮了。她仰着头，灯光将她的两只泪眼映衬得特别亮。我的心软下来，朝她走近一步，拍拍她的肩膀说过“莫说蠢话！谢谢你……”就拔腿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