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韩少功

有热爱海子的人为他写下纪念的文字，说，海子让我们懂得了生存不仅仅是活着。我们现在就来讨论很严肃的问题了，我们该怎样生存。
在考虑“生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要活下去，直接一点就是物质，间接一点就是金钱，简单一点就是工作。在求职的时候听到很多故事，网上的女孩告诉我，在招聘会上，简历太多应接不暇，用人单位就把带不走的简历扔在了地上，一个女孩当场就哭了。一份简历才值多少钱呢，可我们至少要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人格尊严。在生存面前，人格尊严是否那么不名一文。可惜网上的女孩没有告诉我有指责的人出现，我们总希望有代表着正义的热血青年，却常常不会想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担当那样的角色。我们只是同情那哭泣的女孩，因为她哭了。还有别的同样遭遇的人，他们是没有哭的。
在那些别的人里有一些很容易敌视这世界。何勇把这世界吼为一个垃圾场，“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人连狗也不如。可是他结婚了，可见他还是认为“交个女朋友”比较重要。愤怒只是单一的一回事，倒不如朴树的认知来得彻底，“我们都是很柔软的动物/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卸甲/慢慢地顺从”。有多少人都在用坚强掩饰软弱。
触摸生存的本质不都是歇斯底里的，我见过另一种态度。曾经做过一个自发的采访，有关广州的地下摇滚，当时是想写一篇特稿。在东川路一间地处地铁站负一层的琴行里，叫阿威的青年接受了我的采访。某种程度上阿威算不得一个很合作的被采访者，近两个钟头的采访结果没有多少可以在传统媒体的笔下做秀的内容，“惊天动地死去活来你不让我玩我偏要玩的事情是没有的，我们玩就是要高兴，不高兴还玩来干什么”，一语戳穿我的虚伪。他说他们只是在“玩”。没有野心没有欲望，也不计划未来，却在不知情者的眼里视为执着。
那时还是夏天，在回忆里我离开的时候听见了地铁入站的呼啸，高速地撞进生命里，梦想被碾得飞花一样飘飞。我甚至还感到了风擦在裸露的手臂上的冷。后来我一直对自己说那是幻想的盛宴，因为我当时不走在候车区。
其实走在地铁通道觉得冷是正常的，我们走在地面以下，那里没有阳光。但不代表外面没有阳光灿烂。我是不信上帝的，可是我也不信尼采。尼采那厮不过玩了一把文字游戏，偷换了一下概念，他说上帝死了，那为什么还要说到超人。我不在乎那玩意该叫上帝或者超人，为了诠释的方便我常常在碰见信任上帝的人就叫作上帝，碰见信任尼采的人就叫作超人，那是一样的东西。
有人愿意把我称为理想主义者，或者更进一步梦想主义者。有人看了我的博客或者文集，认为我很有理想，于是加了我QQ，一开口就问“你绝望过吗”“你认为现在的校园文学还是否有前途”，诸如此类。有时我会很认真地回答，我总觉得问的人比我更有理想，并且更脆弱，别人的理想是不能够随意泼灭的。可是时间久了我会很厌烦，我会狠狠地质问对方，总那么严肃地活着不累吗？真的，特别在我正为我得在最近两个星期每一顿饭省下多少毛钱才能抵消刚买的一双廉价鞋子而烦恼的时候，接到那样的信息，特烦。我们可以更纯粹一点的，像那些“玩”摇滚的孩子。
然而我从来没有抗拒过理想主义者这个称号，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恬不知耻地秀一把，让我自己以及别人在精神上感觉慰藉。
总有不仅仅要活着的人需要这世界上存在理想主义者，这让他们觉得希望不灭。

千信
2006-3-26稿，海子逝世17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