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群体受控与历史的诘问

意识的群体受控与历史的诘问

白台杂文2026-01-05 22:41:07
在众多反映二战的电影中,应该说《朗读者》是属于较为“温和”的一部电影,没有枪炮,没有鲜血,没有杀戳,没有尸体,不会让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它不像《辛德勒名单》和《南京大屠杀》那样强悍地撕扯着人的视觉神经
在众多反映二战的电影中,应该说《朗读者》是属于较为“温和”的一部电影,没有枪炮,没有鲜血,没有杀戳,没有尸体,不会让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它不像《辛德勒名单》和《南京大屠杀》那样强悍地撕扯着人的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斯皮尔伯格曾说,《辛德勒名单》是用血浆拍成的,那些黑白画面就像真相的血浆一样触目惊心。
但是,《朗读者》给人带来的对于历史、战争、爱情、人性、残酷、罪恶等等的思考却比其他影片更加绵长而深刻。
《朗读者》上映之后,有人对导演斯蒂芬•戴德利提出批评,说他用艺术的手法将残酷冷血的纳粹战争披上了温情的外衣。其实,虽然迈克尔一生爱着汉娜,但是片中从头至尾没有交代任何一个人宽恕过她曾犯下的罪,包括迈克尔,也包括那个侥幸从教堂大火中逃生后来成为作家的小女孩。我想,这也是导演的立场,他并没有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他只是忠于原著,将人物最本真的心理描绘出来。
汉娜对自己曾作为集中营看守而犯下的罪行有过负罪感吗?是有的,在小教堂中她听到孩子们天籁一样
的赞美诗,她默默坐在那里眼含泪水。迈克尔当时以为她纯粹是被感动了,其实汉娜是想起了那些由于自己的“恪于职守”而在教堂里被活活烧死的人们。她的内心其实深埋着一种负罪感。
但是,汉娜的这种负罪感并不是来自于她的彻底觉醒,而仅仅来自于她本性中未泯的良知,来自于她对那些在大火中消逝生命的内疚之情。她甚至在法庭审判席上还认为她只是“doherjob”——“我们是守卫,我们的工作是看守囚犯,我们不能让他们跑掉……我们有责任看着他们。”
审判长问她是否隔一段时间就挑选一些囚犯去奥斯威辛集中营受死,并问她,你没在意你是送那些女人去死吗?汉娜回答,是的,我知道,但是总是有新来的女人,所以当然要运走部分老的了,我们不能留着每个人,没地方了,要腾出空间。她反问审判长,那么,要是你,你怎么做?
直到此时,汉娜仍然没有怀疑过、挑战过她奉命挑选那些女人去受死的命令的合理性,她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当教堂里面熊熊大火正在吞噬数百条生命时,她想到的不是如何解救那些可怜的人们,而是锁死大门“不能让她们跑掉”,冷漠地看着数百条生命在呼号惨叫里灰飞烟灭。
汉娜本性是善良的,否则她不会救生病的迈克尔于危难之中。她虽然是文盲,但对知识也是渴求的,否则她不会那么喜欢听人朗读。我们不禁叩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本质善良的普通女性变得如此冷酷呢?是什么原因使她面对其他生命在遭受屠杀时而无动于衷呢?汉娜仅仅是纳粹数千座集中营之一的一个小小看守,事实上,还有无数个“汉娜”在心意坚决地做着纳粹屠刀的帮凶,蒙住眼睛,蒙蔽良知。
究其根本,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狂热与良知的丧失,是对一种谎言和“信仰”的盲目皈依和膜拜。
有一阵子,我看了一本史料书籍,很长一段时间心情难以平复。那里面记录的是中国那段特殊历史时期被摧残至死的生命。那些忠诚报国、学富五车、品德高仰、令人崇敬的人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被残害得如此不忍卒看呢?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原来都死得如此惨不忍睹。
老舍,著名作家,被毒打至痛不欲生,自沉太平湖;吴晗,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范长江,人民日报社长,著名记者,跳井身亡;邓拓,杂文家,人民日报总编辑,服毒自杀;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服安眠药自杀,死后被解剖找发报机;傅雷,著名翻译家作家,与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容国团,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上吊自杀;小白玉霜,著名评剧演员,难忍毒打服安眠药自杀;
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难忍非人折磨,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至于贺龙、彭德怀、田汉、盖叫天、陶铸不必说了。不再举例,不忍再举。
那些残暴、冷酷甚至到了灭绝良知地步的青年们,他们难道连最基本的道德基础都丧失了吗?不是,他们并没有丧失道德基础,他们只是意识被集体受控,对“信仰”的盲目皈依和膜拜。他们看不见是与非、对与错、怜悯与良知。
这种意识的“集体受控”所造成的恶果如同身体内部的无数微芒,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时时刺痛着无数人的心。
看巴金的《怀念萧珊》,这种刺痛的感觉尤为强烈——“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暮年的巴金,身心遭受严酷摧残的同时,还要承受这种深至骨髓的疼痛。他是意志极其坚强的人,否则他也会早早离开人世,追随萧珊去了。
无论是非正义战争的追随者,或是某种非正义运动的追随者,每一个追随者都是这个罪恶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这些小螺丝钉由始至终被灌输一种非正义理念或意识,让这些小螺丝钉被集体麻醉与催眠,这部罪恶的机器全盘操纵着这些小螺丝钉。
就如日本的侵略行径,了解一些二战知识的人都知道,日本并非只侵略了中国,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都被它的魔爪侵扰过,甚至还伸向了美国。许多人奇怪,为什么日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犯下了那么多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在其国内仍是叫嚣否认之声不绝于耳,忏悔之心几乎全无?为什么就算日本的普通士兵,在屠杀生命时,没有任何的负疚感而是快意狰狞地狂笑?
这也是一种意识的群体受控——日本青少年从小就被灌输天皇是世界的主宰,除了大和民族,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必须无条件效忠天皇,消灭劣等民族是他们的“神圣使命”。
这种心理,在日本人幼儿时就被强行灌输,当这种思想在头脑中根深蒂固时,就成了一种宗教幻觉,这个被“彻底洗脑”的人就成了魔鬼。魔鬼杀人,如何会有负罪感,何来“灵魂的救赎”?
一部《朗读者》,让我们对战争与生命、罪行与饶恕、残酷与良知,以及非正义思想对人性的控制与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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