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长篇小说《城市游鱼》一问世就受到了读者的关注，自然是因为“这是国内第一部多视角真实透析商品社会中‘小姐现象’的长篇”，但如果仅仅注意这一点，那就降低了这部书的分量和价值。下坎子乡五个村姑上当受骗来到城市，又因为被骗，被迫做了包房小姐。本书以她们的坎坷遭遇、多舛的命运为经线，以和她们相关联的男人为纬线，编织了一幅明暗斑驳的人生画卷。作家用他犀利的极具批判意识的笔触，为我们刻画了三十几个人物，可圈可点的人物就有十多位。他们的职业身份上至市委副书记，下到普通的打工仔打工妹；有国家干部、职能部门的领导者和政权机构的执法者，也有披着著名企业家外衣的不法之徒、大学生和新闻记者。作家在描写这些众生相时，也为读者层层揭开了一道鲜为人知的社会生活内幕，给这些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的灵魂曝光，让高尚的、卑鄙的、肮脏的，或者在高尚当中搀杂有龌龊的，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真实的人性善与恶的较量，有着极大的认识作用。
下坎子乡的五姐妹，加上长白鹿、海伦，还有一个黄晓婉，她们都是为了生存才成为包房小姐的。黄晓婉虽然不是包房小姐，但她成为一位港商的“包二奶”，就命运而言无非是半斤八两而已。可这些女孩子并不像雨果笔下的芳汀那样穷得连一块面包都没有，不是。尽管五姐妹一次次上当受骗，好像已经走到了“绝人之路”。其实不然，首先她们都有家可以归，但是她们不愿意回去；其次，在她们被迫当上包房小姐之后，那些提出可爱的“挽救工程”的实施者们，也一次次为她们寻找谋生之路。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崔皓说：“我就不信，凭自己的劳动会养不活自己？那些烤羊肉串的、缝鞋的、卖冰糕的、洗车的、卖花的、炸大果子卖豆浆的，还有当保姆、当钟点工、卖废报纸的……你们就不能去干？”海伦一听把嘴一撇，说：“哇，让我们去干那活？……告诉您吧，没有一个青春女孩愿意去干!又累又苦不用说，那个脏呀谁能受得了？”海伦的话实际上也代表了下坎子乡的五姐妹。否则她们就不会沦落到酒店包房里，也不会有她们当中的三个美丽的女孩子惨死他乡了。同样是生存，下岗女工李二菊并没有成为包房小姐，她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
作品中的于禹和曹铁是作家描写比较到位的两个人物，也把他们的灵魂暴露得无以复加。他们一个可以为女人丢官丢职，一次次地重蹈复辙；一个为了钱可以巧妙地编织关系网，巧立各种名目去贿赂国家公职人员，以至于在公安局突然检查时，保安人员能够对警察和记者大打出手，而罪恶累累的曹铁却人不知鬼不觉地逃之夭夭。这两个人物可以说是作品中的丑类，是作家极力鞭挞的。可是对于作品中另孙几个人物夏雨、刘坪、崔皓和燕生，在表现他们尽职尽责的敬业同时，把他们不那么高尚的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一面也来个大曝光。
作品在写几个女人的同时，作家还着意写了几个男人的形象。夏雨、刘坪、崔皓、燕生是作者笔下的正面形象。他们有令人尊敬的职务、有在社会被看好的职业、大学毕业知识渊博，还有令女孩子心仪的外表和不俗的谈吐。燕生还能在关键时刻从歹徒手中救下眼看就要遭受凌辱的“长白鹿”；刘坪出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能够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去摸情况，从而为公安部门扫黄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夏雨和崔皓也都敢于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去“挽救”包房小姐。应该说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他们都在原欲面前暴露出了压抑已久的放纵。夏雨成为包房的常客，在艾莲面前也做出了与他的身份不大相称的举动而且乐此不疲；刘坪成为黄晓婉的情人，最后竟然把她“引渡”给于副书记；夏雨呢，居然带着艾莲远离城市到松花湖深处的金蟾岛上度过三个良宵；燕生救下的“长白鹿”，为了答谢恩人决定以身相许，燕生也就遂了她的愿。如果仅写到这个份上，作品的批判性显然不够。作家在他们成就一番“好事”之后，无一例外地都要进行一番良心上的自我谴责，以期完成其自我的道德完善。好像这么一来，他们都心安理得了。刘坪是新闻中心主任，他在和黄晓婉“事毕”之后，也觉得这事非常可怕，进行了一番反思。结果是：“唯一的解释是她将我当成倾诉对象，思想很放松，酒后两个人都有了一种原欲，都想互相亲近一下，这种事就顺理成章了。若说责任两人都有，一个心甘情愿献身，另一个是见到年轻貌美的女性胴体做不到大义凛然。”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崔皓，他去实施对三陪女的“挽救工程”。当这一工程不被接受时，他也和他要挽救的小姐做了一回“夫妻”。事毕，崔皓颇觉不安，“低头喝茶，不语，像耶稣受难似的”。海伦则说：“还跟我说什么挽救工程，哈哈，多有意思，谁挽救谁呀？”又说：“你们男人才该挽救哩!”真是语破天惊!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经看的小说，是有思想的小说。小说的人物过多，分散了笔墨，使主要人物不够突出，这是一个不足。但瑕不掩瑜。法国作家雨果在谈到他的《悲惨世界》时说：“凡是女人为了一块面包而献身……我的《悲惨世界》都会来敲门。”我知道这么比喻是高抬了海南的这部作品，但是最起码的可以成为我的祝愿和希冀吧。